巡洋舰为什么几乎淘汰？

有点想笑了。

最根本的原因还不是因为其他水面舰艇都被降级为航母的屏卫舰了吗?

我倒认为美军当年（1975年之前）的思路其实相当清晰。他们很清楚，新一代舰队护航舰艇，在设计定位与作战用途上，和战前传统巡洋舰几乎没有共通之处。为了体现这种全新的编队护航定位，美军在1950年代确立了一个新的舰级：DL（Destroyer Leader，驱逐领舰），并在文字上将其称为“Frigate”（当时美军译为护卫舰或驱逐护卫舰）。

这放在美国海军自身的历史传统里十分合理。风帆时代的美制护卫舰体型大、火力强，在美国海军早期（至少到南北战争为止）都是舰队的核心主力。

对于未来的大型水面舰艇，由于需要搭载更现代作战系统，并预留升级空间和维护便利性 —— 但无论称之为巡洋舰还是驱逐舰，都无关紧要，不过是文字游戏。

算了，认真回答一下战后的米国巡洋舰发展历史吧。

战后改装导弹巡洋舰的提议其实非常早（1946年），主要的改装对象是未完工的阿拉斯加级大型巡洋舰的舰体。但是当时的导弹技术十分不成熟，早期舰空导弹（小乔/云雀）是一类亚音速的无线电指令导弹（小乔的速度几乎不比螺旋桨飞机快），更有潜力的“大黄蜂”计划在1949年已经开始分化为3T导弹家族，因此在1950年代之前的导弹巡洋舰并未被批准进行实际工程。

海军于FY1952编列了重型巡洋舰导弹改装项目，原定改装舰为威奇托号重型巡洋舰（CA-45），因密西西比号（AG-128）开展的小猎犬舰空导弹试验延迟，最终改为对波士顿号与堪培拉号实施改装（改装编号CAG 1-2）。

在实践中，对波士顿号与堪培拉号进行大规模内部重构，将原后主炮及炮座所占空间改作导弹弹库，被视作这两艘舰改装成本超支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军方希望寻求更简便、更经济的方案。

随后进行的SCB 140 / 146改装中的加尔维斯顿 / 普罗维登斯级的特点在于：

• 重建上层建筑
• 尽可能少的拆除主炮炮座装甲，直接在炮座上建造甲板室
• 导弹弹药库直接布置于主甲板之上，再借助水平转运导轨向发射装置供弹

虽然将当时体积庞大、重量惊人的导弹弹药库直接布置于主甲板之上，从舰船稳性角度来看将是十分糟糕的做法，但在甲板上建造若干大型甲板舱室被认为是更经济的方式。此外把导弹弹药库做成装甲甲板上方的上层建筑箱体结构，海军便可以为其设置泄压爆破板。一旦导弹起火，爆炸冲击波与有毒废气会直接排向外界空气或是舰船舷外，下方装甲保护的轮机舱则完全不受波及。

在巴尔的摩级、克利夫兰级这类二战重巡洋舰上，炮塔并非直接安置在木质甲板上，而是由一根厚重的垂直装甲筒支撑，厚度通常可达6至7英寸，它会贯穿多层甲板一直延伸至舰体底部结构，以此分散火炮的巨大重量与后坐力。对炮座装甲的拆除意味着要彻底破坏舰船的核心结构主梁。此外，倘若要把当时的新式导弹弹药库布置到舰体深处，就必须切开多层结构装甲板。切割、拆除并重新焊接厚重的海军装甲钢，还不能破坏船体结构完整性、避免整个舰体框架发生形变，这是一项极为困难的作业。

加尔维斯顿 / 普罗维登斯级六艘舰中有四艘还增设了尺寸更大的舰桥，因其后续被进一步改装，具备担任舰队旗舰的能力。为此，舰上拆除了二号主炮塔与两座 5 英寸舰炮，腾出空间用以布置指挥舰队所需的通信设备、标图作业舱、办公区域及参谋人员舱室。

在奥尔巴尼级的改造中， RIM-8 “黄铜骑士” 导弹甲板室直接利用原前置 8 英寸炮的炮座结构支撑点建造而成。通过将甲板室直接建在旧炮塔座圈上方，海军还可重新利用炮座内部的弹药升降机和通道空间。这些原本垂直的装甲管被改作他用，为重建的上层建筑安装的大型新雷达布设高压电缆、液压管路。

最终建成的奥尔巴尼级三舰高耸的舰桥如同海上公寓一般，再搭配异常高大的烟囱桅杆（MACK），使得舰船重心上升到危险区间。为避免舰船在恶劣海况下倾覆，必须在舰体最底部压入数千吨实心压载物（一般为铅），以此抵消甲板上方的巨大重量。倘如侧舷装甲带被拆除，那实在令人难以想象该舰能安全航行。

早在 1953 至 1954 年间，军方就已明确倾向于建造新舰，主要是为了避免拆除大量舱壁。但那几年的设计论证也表明，新建导弹巡洋舰的成本高得令人望而却步。核动力似乎成为了推动建造新型导弹巡洋舰、而非对更多舰船进行改装的关键因素；核动力巡洋舰也是当时海军持续推进水面舰队核动力化进程的一部分。

另一大主要推动因素是 “台风”/“提丰” 防空系统。由于 SPG-59 雷达对电力与空间的巨大需求，海军无法将护卫舰（DLG）的设计控制在巡洋舰吨位标准以内。

在当时导弹技术更新换代速度极快，没人能确定新建船舶完工时，武器系统是否会已近乎过时，并且需要在大型改装中重新布置舱壁才能继续使用。而老旧的船体至少还被视作基本可以随意处置，这便是1950年代改造导弹巡洋舰的动机所在。

但进入到1960年代时，海军保有的火炮巡洋舰都普遍服役年限超过20年，变得不再适合进行改装。后续“台风”改装计划中选取得梅因级作为改装平台，就是其舰体较新且按照衣阿华级封存标准进行处理。

“台风” 最终因造价飙升与麦克纳马拉部长的质疑而夭折：截至 1963 年，现役舰载导弹系统性能远未达设计指标，麦克纳马拉决定将有限经费用于修复现有缺陷，而非采购全新系统。在此背景下，得梅因级改装研究于 1963 年 1 月 25 日正式取消。

长滩号（USS Long Beach, CGN-9）虽然没有传统的、用于抵御大口径舰炮的装甲带，但其船体设计确实完全符合传统巡洋舰的设计特点（包括双层船底）。

长滩号从龙骨到两侧水线以下，拥有完整的、向两侧延伸包裹的传统巡洋舰双层船底结构（Double Bottom）。这种双层底不仅用于储存淡水、燃油（虽然长滩是核动力，但仍需少量航空燃油和辅助柴油），更重要的是作为水下纵向防鱼雷/水雷的水密隔舱。配合其多达十几个主要水密横舱壁，长滩号具备传统二战重巡洋舰级别的极强抗沉性与破损控制能力，这与当时之后的“驱逐领舰（DLG/DLGN）”有着本质的区别。

1970年代美国海军再次提出建造的CSGN打击巡洋舰再次恢复了传统巡洋舰采用的双层船底结构，内底板与外船壳间距 3~5 英尺，完整覆盖主机舱、导弹弹药舱全段；此外其还恢复了传统巡洋舰的贯通式完整二层甲板。

CSGN 打击巡洋舰装甲的装甲布设大致为：

• 上层建筑防破片装甲：搭载 AN/SPY-1A 相控阵雷达与中央计算指挥舱的上层建筑，内壁铺设 25~38 毫米（1~1.5 英寸）HY-80/HY-100 高强度钢，搭配铝制背板凯夫拉复合板材。
• 弹药库与反应堆装甲舱：Mk26 双臂发射装置、规划配套垂直存储的弹药库全部封闭在 50 毫米钢板构成装甲箱内；D2G 核反应堆舱采用同款轻量化高强度装甲围壳。

这些曾经的巡洋舰——无论是二战时期的巴尔的摩级、克利夫兰级通过“削平上层建筑”改造而来的导弹巡洋舰（如奥尔巴尼级、加尔维斯顿级），还是冷战中全新建造的核动力巡洋舰“长滩”号（USS Long Beach, CGN-9）和CSGN打击巡洋舰，这些巡洋舰都在舰桥下方拥有极为奢侈的舰队指挥官专属舱室（Flag Plot）。这里的空间与本舰作战完全独立，专门供海军将军及其幕僚团队摆放巨型海图、研究宏观战略，绝不会和本舰的操作员挤在一起。

以当时担任第七舰队旗舰的“俄克拉荷马城”号（CLG-5）为例，旗舰战术标图室（FLAG PLOTS OFFICE）位于上层建筑的 O3层甲板（03 Level），另外位于 O3层“航海舰桥/驾驶室（Navigation Bridge）”的下方，还包含 FLAG OFFICES（旗舰军官办公室）、SEVENTH FLEET WAR ROOM（第七舰队作战室）。本舰的 CIC（作战情报中心）被放置在更低、更有装甲保护的甲板深处（3层甲板黄色区域）。这意味着将军和他的参谋团队在 O3层拥有一个完全独立的高层独立舱室，其面积通常能达到 40 至 60 平方米，相当于一个中型会议室。

从事实上看，美国海军非航母的编队缺乏TSC（战术支援中心）这样的战术旗舰指挥中心已经很久了，这是一项从1980年代几个旧导弹巡洋舰（奥尔巴尼级）除役之后就丧失的能力。当前海军的编号舰队（第2/3/4/5/6/7/10舰队）均没有指定的旗舰。提康德罗加的TFCC（战术旗舰指挥中心）其实并不完整，它只是从属于航母战术支援中心（CV-TSC）下的防空作战指挥中心。如果需要恢复这项能力，独立的将官舱室（Flag Officer Accommodations）和扩展的通信设施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必然要求载舰拥有足够的空间和吨位来容纳对应的人员编制和设备。

当前海军具备“战区/战役级指挥官设施”（JFMCC / CFF / TFCC 战役级旗舰）的军舰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 蓝岭级两栖指挥舰（LCC-19/20）：这类舰艇本身就是战术旗舰指挥中心（TFCC），专职供三星/四星上将和整个舰队司令部（Fleet Staff）指挥整个大洋战区。
• 尼米兹级/福特级大型航母（CVN）：内部设有一个的“将军舱（Admiral's Flag Mess）”和战术两栖/舰队指挥所，这可以容纳航母打击群司令（通常是少将）及其庞大的复合参谋部。
• 大型两栖攻击舰 / 两栖船坞运输舰（LHA/LHD/LPD）：如“美国级”或“圣安东尼奥级”配有专门的两栖作战指挥中心（LFOC）和联合情报中心（JIC），用以供陆战队远征旅（MEB）将军及其战区登陆指挥部使用。

以美国而论，自1959年以来（长滩之后），美国就没有按照传统巡洋舰标准建造过巡洋舰。冷战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驱逐舰与巡洋舰的唯一真正区别在于巡洋舰是否为舰队或空战指挥官参谋人员预留了办公空间。

1970年代初，海军对宙斯盾搭载舰的规划遵循时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埃尔莫・朱姆沃尔特上将推行的 “高低搭配” 装备部署原则：

• 高端配置：核动力打击巡洋舰（CSGN，排水量17000吨）以及弗吉尼亚级核动力巡洋舰改型（CGN-42，排水量12000吨）将具备成为舰队旗舰的能力；
• 低端配置：为以更低成本在舰队中批量列装宙斯盾系统，海军决定将整套系统加装在已成熟量产的常规动力舰体 —— 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DD-963）之上，这便是DDG-47 提康德罗加级驱逐舰。

1970年代后期，CSGN 和CGN-42 两个项目的先后下马，让DDG-47 不得不承接旗舰职能，最终在 1980 年1月1日被重新定级为 CG-47。提康德罗加被改造并扩建上层建筑，增设防空指挥官参谋团队驻留空间，以承担空战指挥（Alpha Whiskey）职能。但相比规划中的打击巡洋舰CSGN，提康德罗加在防护与旗舰设施上都相去甚远（CSGN明确标注 “编队指挥官设施”）。从这一角度出发，“巡洋舰必须配备防空指挥旗舰舱室” 的说法更像是事后合理化解释，用以说明原本按驱逐舰（DDG）设计、建造、归类的提康德罗加级为何最终划为巡洋舰（CG）。

当前随着巡洋舰的大批退役，虽然伯克 Flight IIA 已经开始承担防空指挥官角色，但这批伯克由于原始设计限制，其CIC空间非常狭窄，导致防空指挥官（AAWC）幕僚驻舰空间不足。这导致美国海军尝试利用其他拥有富余多功能任务舱段、模块化指挥控制能力的舰艇作为指挥辅助，例如，在红海防空战（2023年10月-2024年底）期间，美国海军尝试将濒海战斗舰（LCS）纳入编队并承担部分防空指挥或协同监控职责。

当时美国海军将LCS与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混编成水面作战群（SAG）共同通过曼德海峡等高危海域，例如，“印第安纳波利斯”号（USS Indianapolis, LCS-17）就曾与两艘伯克级驱逐舰混编编队，并承担了“防空指挥链路中继站”或“低价值哨舰”的角色。LCS的开放式作战管理系统在此背景下提供了硬件上的调度灵活性。

当前正在进行的“驱逐舰现代化2.0（DDG MOD 2.0）” 改装对IIA型的CIC显控设备更换为新一代全平面的多功能高分辨率触控显控台。过去一个席位固定对应雷达或声呐，而新显控台实现了软件定义。任何一个终端在权限允许下，只需一键切换，就能在“本舰防空”、“电子战控制”或“编队指控视野”之间无缝轮转，大幅提升了有限席位的抗信息过载能力。

但这种改造本质上还是针对DDG-51原始设计中CIC席位不足的硬件物理局限打的软件补丁。如果软件切换是完美的解决方案，美国海军完全可以让伯克 Flight III 沿用和旧型号完全一致的作战信息中心布局。但事实是伯克 Flight III 增设了大约2到3个“弹性指控席位”。当这艘伯克Flight III 不当指挥舰时，这两个席位可以作为普通的水面战或电子战辅助台；当航母打击群的防空指挥幕僚进驻时，这两个席位通过软件切换，变成编队防空总指挥官的专属视窗。

但这种改进也只是隔靴搔痒，不如DDG-1000那般，直接把军官住舱向下挪一层甲板，向前拓展作战信息中心舱室物理空间。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增设更多实体操作席位，增设独立专属的参谋指挥区域，让舰队指挥人员和本舰指挥人员无需共用屏幕与操作空间。

未来建造真正意义上的巡洋舰可以参考美国海军海上系统司令部（NAVSEA）在2005年发布的研究报告：《巡洋舰特征、角色与使命的历史回顾》（Historical Review of Cruiser Characteristics, Roles and Missions）。

该报告的结论列举了未来真正意义上的巡洋舰（The Traditional Cruiser Virtues）所必须具备的六大硬性基准特征：

• 提升生存能力，尤其是应对非常规威胁，包括重新采用结构装甲；
• 增加物资与燃油装载量，以支持独立作战；
• 增加自修物资与维修设施，使舰艇能够在保持完全作战能力的前提下长期驻留；
• 具备海上非作战任务快速响应能力（如简易医疗设施、舰员配装的轻武器以及完备的小艇/直升机装备）；
• 舰员编制不仅满足舰艇操作需求，还可派出小型分队登陆或登上被扣押的商船；
• 预留搭载小型指挥参谋团队与高级军官的空间（若被纳入指挥体系）。

说起来美国海军全面退役巡洋舰确实对舰长（Captain，O-6军衔）的升官图造成了奇怪的影响。

在美国海军水面舰艇（SWO）军官的晋升设计中，军官晋升为上校（Captain）后，必须经历两个阶段的指挥考核：

• 早期指挥（Early Command）：担任驱逐舰（DDG）或两栖船坞登陆舰（LSD）的舰长。
• 主要指挥（Major Command）：这是晋升将军（Admiral）的硬性门槛。传统上，水面舰艇军官最核心、最具威望的“主要指挥职”就是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CG）的舰长。

而且在主要指挥职（Major Command）的竞争中，海军不同兵种（Community）的岗位分布大不相同：

• 航空兵（Aviation）：拥有航空母舰（CVN）和大型两栖攻击舰（LHA/LHD）长期的“主要指挥”岗位。
• 潜艇兵（Submarine）：拥有俄亥俄级/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SSBN）和大型潜艇供应舰。
• 水面舰艇（SWO）：过去主要靠巡洋舰（CG）舰长。现在巡洋舰没了，水面舰艇上校只能去竞争数量极少的两栖攻击舰（且常与飞行员竞争），或者退守到陆基的驱逐舰战队（DESRON）担任战队长。这种“失去旗舰”的现状，导致水面舰艇军官在未来角逐高级将领（少将、中将）席位时，相较于航空兵和潜艇兵的竞争力明显下降。

为了填补巡洋舰退役后的岗位空缺，美军目前正逐步将DDG-51 Flight III型驱逐舰的舰长职位升级为“主要指挥职”：美国海军官方通令（NAVADMIN）每年发布的《水面舰艇军官主要指挥官筛选委员会结果》（Surface Major Command Selection Board）逐步取消了巡洋舰（CG）编制，并正式增加了“阿利·伯克级 Flight III 型驱逐舰长（DDG Flight III CO）”作为独立的主要指挥（Major Command）选项。

目前Flight III 首舰“杰克·H·卢卡斯”号（USS Jack H. Lucas, DDG-125）及后续所有 Flight III 型驱逐舰，其舰长（CO）编制全部由中校（O-5）升级为上校（O-6）。

但这也不是没有问题，过去DDG-51的舰长是由中校（Commander, O-5）担任。如果升级为主要指挥，未来的Flight III型驱逐舰长将由资深上校（O-6）担任。这就导致一个行政和指挥上的怪圈：同样是DDG-51，Flight I/IIA型是中校舰长，Flight III型是上校舰长。这不仅让水面舰艇军官的晋升路线变得极为拥挤（内卷加剧），也打乱了基层军官的正常轮换节奏。

由于朱姆沃尔特级（DDG-1000）数量太少，且星座级护卫舰（FFG-62）只是中校（O-5）指挥的低阶舰艇（同样数量不足），未来其实很难解决：DDG(X)这种东西还不照样还是驱逐舰，而且前景还非常不明朗。

海军内部将DDG(X)称为 “大型水面作战舰艇（Large Surface Combatant，LSC）” 而不是驱逐舰，因为这样就不会有人抱怨 “驱逐舰怎么能重达1.4万吨” 之类的问题，但这一概念可能很难让国会接受。

算了，还是多造点BBG(X)得了。

虽然我内心还是希望BBG(X)早点给国会肘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