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诗词导致了对历史人物的误解?

突发奇想,当错误的信息以极具文学性的方式被普遍传递的时候会怎么样?不说近代,特指古代诗词,尤其是大诗人的。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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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做《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虽不是古诗词,但这段话相信太多人太熟悉,都背过。

周文王的事太久远不可考,暂且不论,但孔子写春秋不是在厄于陈蔡之时;左丘明写《国语》是在失明之前;吕不韦主持编辑《吕氏春秋》时,还远远没有失势(要等到迁蜀时还敢召集天下门客编《吕氏春秋》,那他真是生怕始皇不杀他);韩非的《说难》《孤愤》都在他进监狱前写的。

至于诗经,只要读过诗经的人,估计都不会认为全部都是圣贤“发愤之所做”。难道司马迁读了假的诗经……


要说别的诗人词人不熟悉某段历史,还情有可原。你敢说司马迁不熟悉历史?谁的历史不是从司马迁那里熟悉的?我知道司马迁说的这段话有问题,也是因为我看过《史记》……

因为司马迁只是想借先贤勉励自己而已,他也只是想借前圣向误解自己的友人申明自己的志向,他又不是在写史书,当然不会死抠历史真实性。

借用评论区一句话,也许司马迁只是想凑个排比……

顺便说一句,司马迁也不是受了宫刑才开始写史记的,他早就开始写了。

所以这里也要说一声,大部分写出让我们误解历史人物的诗词的文人们,他们的史学修养要远远高于我们,他们并非不知道自己写的不是真实的历史,只是借以表达自己的观点。

然而,这并不意味他们抒发自己观点而写出来带有误导性的诗词,对后世的我们没有影响,对我们这些不熟悉历史的人而言没有影响。

比如读过司马迁这段话的人,要远远多于读过史记的人。

所以,其实没必要辩解“他们这么说是有原因的”,我们当然知道是有原因,但让后人误解,也是确实的。


2、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辛弃疾这两首入选教科书的词,真是让人对孙权产生了极大的误解。

从小熟读《三国演义》的我,学到这两首词时,看参考资料上都写着因为孙权是一代英主,辛弃疾慨叹南宋朝廷没有孙权这样锐意北伐的明君。以至于我开始怀疑是罗贯中在演义中故意黑孙权,历史上的孙权其实还是挺厉害的。

后来买了一本中华书局出的裴注《三国志》,我第一次看就直接翻吴主传去了。

嗯,孙十万还是那个熟悉的孙十万,是我误会罗贯中了,老罗真没怎么黑他……

不知多少对三国史不熟悉的同学,对孙权产生了误解……“赢得仓皇北顾”,用在孙权身上,也没什么不妥。

3、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准确的说,这个锅是编教科书的人,而不是王昌龄。

至少我读初中的时候,这首诗“龙城飞将”的解释,老师是要划重点的。龙城飞将,就是指飞将军李广,教科书上的注释也是这样的。

然而,奇袭龙城的是卫青,不教胡马度阴山的也是卫青。李广虽是一代名将,但真的称不上“不教胡马度阴山”的功劳。因为这首诗,以及这样的官方解释,多少人心中李广的形象变得非常之高。

据说现在的教科书改了,“龙城飞将”的注释改成了“卫青、李广等抗击匈奴的名将”,希望越来越多人能记住这个奇袭龙城、直击漠北、饮马瀚海无败绩的大将军卫青。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李商隐的《贾生》。



高中初学到时,就觉得汉文帝不是个好皇帝,竟然不重用这么有才的贾谊,不顾民生,专问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真是昏庸!

于是,对汉文帝的第一印象就很差,以致以后听到别人盛赞“文景之治”都嗤之以鼻。



这种偏见一直延续到前不久,听《王立群读史记<文景之治>》王立群先生讲到贾谊一节,再加上自己的深入了解,才发现当年的自己毕竟还是兔样。竟然被这首诗蒙骗了这么多年!



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

后岁余,贾生徵见。孝文帝方受釐[lí],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居顷之,拜贾生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文帝之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贾生傅之。

一年多之后,贾谊(从长沙)被召回京城拜见皇帝。当时汉文帝正坐在宣室,祭祀完后,接受神的福祜。因文帝有感于鬼神之事,就向贾谊询问鬼神的本原。贾谊也就乘机周详地讲述了所以会有鬼神之事的种种情形。到半夜时分,文帝已听得很入神,不知不觉地在座席上总往贾谊身边移动。听完之后,文帝慨叹道:“我好长时间没见贾谊了,自认为能超过他,现在看来还是不如他。”过了不久,文帝任命贾谊为粱怀王太傅。粱怀王是汉文帝的小儿子,受文帝宠爱,又喜欢读书,因此才让贾谊当他老师。


李商隐这首诗根本就只是截取了这个故事的一个很片面的部分好不好?



①、文帝为什么问鬼神之事?

是因为刚祭祀完,有感而问。

更深层次来说,汉朝的统治是建立在“天人感应”这套儒教神学基础上的。作为最高统治者,更好地弄懂“天”(鬼神),才能更好地制定“人”(苍生)的政策。所以,此时,文帝才会不失时机地向他眼中的这位大天才寻求高论。(汉朝早期,陆贾和贾谊思想中都有“天人感应”的成分,后来,董仲舒吸收和发展了这些观点,才在武帝朝正式提出了自己的理论)】



②、没有重用贾谊?

恰恰相反,主动召他回来,夸奖了他,还把他派给了自己宠爱的小儿子当老师。(要想想在这之前是长达三年的贬谪下放。)





拓展一下:根据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文帝对贾谊一直是很看重的。

当迎立文帝的首功之臣周勃(绛侯)第二次拜相时,文帝倚重政坛新秀贾谊甚至多于这位老相,短时间内破格连升n级(当时他才21岁!)。

只是因为贾谊提出的政治改革措施太超前,深深触犯到了这些老功臣(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的切身利益,所以,遭到了他们的激烈反对,文帝只好“弃车保帅”,让贾谊先到长沙历练一下,其实也是暗中保护了他。

而贾谊在去长沙途中和到长沙后又是吊屈原,又是伤鵩鸟,十分地伤感悲痛,显得未免太小家子气了。(所谓“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这次“宣室会谈”后,(灌已死,绛就国,功臣派实力大为削弱。)贾谊眼看就要重新有用武之地了,可命运弄人,他竟然又因粱怀王坠马而亡事件,自责、悲痛过度而死(死时才33岁!)。“情深不寿”,令人唏嘘不已!(所谓“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其实,如果贾谊再多活那么几年,会看到他的政治主张,在文帝朝、景帝朝乃至武帝朝,都得到了贯彻,继承和发展。文帝虽然短时间内未用贾谊其人,但其实,一直用的是贾谊之策。并且一直把贾当作“储备之才”。

此生如此,夫复何求?

可惜,一代英才……

“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最同意与贾谊命运有所类似,虽然比贾谊贬谪得更惨,但一直不忘乐观旷达的,活到了64岁的宋代大文豪苏轼关于贾谊的这个评价。(出自苏《贾谊论》,附于文后)】



好!现在回到正题。

我们可以看到,李商隐用到的这个“宣室访谊”的故事,很正能量啊!怎么就被他解读出负能量了呢?



再一看,才发现李商隐写这首诗是有自己的政治目的的

晚唐皇帝大都崇佛媚道,服药求仙,不顾民生,不任贤才,诗人矛头所指,是当时现实中那些“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封建统治者。在寓讽为主的同时,诗中又寓有诗人自己怀才不遇的深沉感慨。诗人夙怀“欲回天地”的壮志,但偏遭衰世,沉沦下僚,诗中每发“贾生年少虚垂涕”“贾生兼事鬼”之慨。这首诗中的贾谊,正有诗人自己的影子。概而言之,讽汉文实刺唐帝,怜贾谊实亦自悯。

这就是典型的“借古讽今”的写法,用历史材料为自己的文学创作服务。

李商隐作为后人,以更理性的态度审视这件事。我想,他也在一定在感叹着,封建统治下,苍生之事(苍生的命运)竟然要被动系于虚妄的鬼神之上,这是种时代的悲哀吧!





经过这件事后,我深深地懂得了苏轼《石钟山记》中说的“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的道理。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真理永远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不能“臆断其有无”。

只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才能不断刷新自己的思想,获得进步。

陆游不就说过吗——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附录:苏轼《贾谊论》节选:


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
……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jìn z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jù]为人“痛哭”哉!
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纡郁[yū yù]愤闷,趯然[yuè rán]有远举之志。其后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而为贾生者,亦谨其所发哉!





专栏地址:原来你是这样的汉文帝!--这么多年的误解来源于李商隐这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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