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诗词导致了对历史人物的误解?

突发奇想,当错误的信息以极具文学性的方式被普遍传递的时候会怎么样?不说近代,特指古代诗词,尤其是大诗人的。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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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做《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虽不是古诗词,但这段话相信太多人太熟悉,都背过。

周文王的事太久远不可考,暂且不论,但孔子写春秋不是在厄于陈蔡之时;左丘明写《国语》是在失明之前;吕不韦主持编辑《吕氏春秋》时,还远远没有失势(要等到迁蜀时还敢召集天下门客编《吕氏春秋》,那他真是生怕始皇不杀他);韩非的《说难》《孤愤》都在他进监狱前写的。

至于诗经,只要读过诗经的人,估计都不会认为全部都是圣贤“发愤之所做”。难道司马迁读了假的诗经……


要说别的诗人词人不熟悉某段历史,还情有可原。你敢说司马迁不熟悉历史?谁的历史不是从司马迁那里熟悉的?我知道司马迁说的这段话有问题,也是因为我看过《史记》……

因为司马迁只是想借先贤勉励自己而已,他也只是想借前圣向误解自己的友人申明自己的志向,他又不是在写史书,当然不会死抠历史真实性。

借用评论区一句话,也许司马迁只是想凑个排比……

顺便说一句,司马迁也不是受了宫刑才开始写史记的,他早就开始写了。

所以这里也要说一声,大部分写出让我们误解历史人物的诗词的文人们,他们的史学修养要远远高于我们,他们并非不知道自己写的不是真实的历史,只是借以表达自己的观点。

然而,这并不意味他们抒发自己观点而写出来带有误导性的诗词,对后世的我们没有影响,对我们这些不熟悉历史的人而言没有影响。

比如读过司马迁这段话的人,要远远多于读过史记的人。

所以,其实没必要辩解“他们这么说是有原因的”,我们当然知道是有原因,但让后人误解,也是确实的。


2、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辛弃疾这两首入选教科书的词,真是让人对孙权产生了极大的误解。

从小熟读《三国演义》的我,学到这两首词时,看参考资料上都写着因为孙权是一代英主,辛弃疾慨叹南宋朝廷没有孙权这样锐意北伐的明君。以至于我开始怀疑是罗贯中在演义中故意黑孙权,历史上的孙权其实还是挺厉害的。

后来买了一本中华书局出的裴注《三国志》,我第一次看就直接翻吴主传去了。

嗯,孙十万还是那个熟悉的孙十万,是我误会罗贯中了,老罗真没怎么黑他……

不知多少对三国史不熟悉的同学,对孙权产生了误解……“赢得仓皇北顾”,用在孙权身上,也没什么不妥。

3、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准确的说,这个锅是编教科书的人,而不是王昌龄。

至少我读初中的时候,这首诗“龙城飞将”的解释,老师是要划重点的。龙城飞将,就是指飞将军李广,教科书上的注释也是这样的。

然而,奇袭龙城的是卫青,不教胡马度阴山的也是卫青。李广虽是一代名将,但真的称不上“不教胡马度阴山”的功劳。因为这首诗,以及这样的官方解释,多少人心中李广的形象变得非常之高。

据说现在的教科书改了,“龙城飞将”的注释改成了“卫青、李广等抗击匈奴的名将”,希望越来越多人能记住这个奇袭龙城、直击漠北、饮马瀚海无败绩的大将军卫青。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
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
以此词附会于李师师、宋徽宗及清真儿女恩怨,成小说家言者,其在南宋初词话笔记之书,若《碧鸡漫志》、《玉照新志》、《挥麈录话》、《夷坚支志》、《鸡肋编》等,犹未有之。迨后,《耆旧续闻》(按见沈雄《古今词话》引,查今本《续闻》并无此条,未知所出,或不足据。后来叶申芗《本事词》即合此及《贵耳集》为说)始谓:
周美成至汴京,主角妓李师师家,为作《洛阳春》,师师欲委身而未能也。与同起止,美成复作《凤来朝》云(引词从略)。一夕,徽宗幸师师家,美成仓卒不能出,匿复壁间,遂制《少年游》以纪其事,徽宗知而谴发之。师师饯送,美成作《兰陵王》,云“应折柔条过千尺”,至“斜阳冉冉春无极”,人尽以为咏柳,淡宕有情,不知为别师师而作,便觉离愁在目。徽宗又至,师师迟归,更诵《兰陵王》别曲,含泪以告,乃留为大晟府待制。
此节谬误非一端:清真至汴京为太学生,居太学斋舍,安得主李师师家?其谬一也;赋《少年游》与赋《兰陵王》,其间相去四十年,乃并为一谈,其谬二也;大晟府无待制之官,其谬三也。详下文王国维说。《贵耳集》亦云:
道君幸李师师家,偶周邦彦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于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颗,云江南初进来,遂与师师谑语。邦彦悉闻之,檃括成《少年游》云:“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后云:“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师师因歌此词,道君问谁作,师师云周邦彦词,道君大怒。坐朝,谕蔡京云:“闻开封府有监税周邦彦者,闻课额不登,如何京尹不案发来?”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问,续得
覆奏。”京尹至,蔡以御前圣旨谕之,京尹云:“惟周邦彦课额增羡。”蔡云:“上意如此,只得迁就将上。”得旨:“周邦彦职事废弛,可日下押出国门。”隔一二日,道君复幸李师师家,不见李师师,问其家,知送周监税。道君方以邦彦出国门为喜,既至,不遇,坐久至初更,李始归,愁眉泪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尔往那里去?”李奏:“臣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押出国门,略致一杯相别。不知官家来。”道君问:“曾有词否?”李奏云:“有《兰陵王词》。”今“柳阴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词为官家寿。”曲终,道君大喜,复召为大晟府乐正。后官至大晟乐府待制。
《贵耳集》下紧接此条之上,有云:
道君北狩,在五国城,或在韩州。凡有小小凶吉丧祭节序,北虏必有赐赉,一赐必要谢表。北虏集成一帙,刊在搉扬中博易。四五十年,士大夫皆有之,余曾见一本,有李师师小传,同行于时。则此条未知是否出李师师小传也。
绘影绘声,穿凿附会,无异话本小说,后世不究虚诞,侈为艳谈者,大抵先出于此。宋周密
《浩然斋雅谈》亦载其事,则与《贵耳集》所云因词获罪者适相反,云:
宣和中,李师师以能歌舞称,时周邦彦为太学生,每游其家。一夕,值祐陵(徽宗葬祐陵)临幸,仓猝引去。既而赋小词所谓“并刀如水,吴盐胜雪”者,盖纪此夕之事也。未几,李被宣唤,遂歌于上前,问谁所为,则以邦彦对,于是遂与解褐,自此通显。既而朝廷赐酺,师师又歌《大酺》、《六丑》二解,上顾教坊使袁裪问,裪曰:“此起居舍人新知潞州周邦彦作也。”问六丑之义,莫能对。急召邦彦问之,对曰:“此犯六调,皆声之美者,然绝难歌。昔高阳氏有子六人,才而丑,故以比之。”上喜,意将留行,且以近者祥瑞沓至,将使播之乐府。命蔡元长微叩之,邦彦云:“某老矣,颇悔少作。”会起居郎张果与之不咸,廉知邦彦尝于亲王席上作小词赠舞鬟云(《望江南》“歌席上”阕,从略)。为蔡道其事,上知之,由是得罪。
《贵耳》、《雅谈》所载,年月乖戾,职衔无稽,事本不经,然八百年来,《少年游》故事深入人心,几于牢不可破矣。至郑文焯、王国维出,始辨其非是。王氏《清真先生遗事》非《贵耳》云:
案此条所言尤失实。
《宋史·徽宗纪》:宣和元年十二月,帝数微行,正字曹辅上书极论之,编管郴州。又《曹辅传》:自政和后,帝多微行,乘小轿子,数内臣导从。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谓之有排当,次日未还,则传旨称疮痍不坐朝。始,民间犹未知,及蔡京谢表,有“轻车小辇,七赐临幸”,自是邸报闻四方。是徽宗微行,始于政和而极于宣和。政和元年先生已五十六岁,官至列卿,应无冶游之事;所云开封府监税,亦非卿监侍从所为;至大晟乐正与大晟乐府待制,宋时亦无此官也。李《皇宋十朝纲要》卷十七“丙申政和六年,是岁,微行始出”,则非元年矣。清真已六十一矣。
又卷十八:“己亥宣和元年十二月,是月,正字曹辅上书谏微行,编管郴州。
又非《雅谈》云:
案此条失实与《贵耳集》同。云宣和中先生尚为太学生,则事已距四十馀年,且苟以《少年游》致通显,不应复以《忆江南》词得罪,其所自记,亦相抵牾也。
郑氏《清真词校后录要》亦曰:
草窗宋周密《浩然斋雅谈》云:“宣和中……遂与解褐。”(引文已见,从略)按强焕叙,言元祐癸酉春公为溧水邑长,是其作宰已在哲宗朝。癸酉属元祐八年,距宣和前廿馀年;且《宋史》称其元丰中献《汴都赋》,召为太学正,安所谓宣和中始为太学生?……《词苑丛谈》又载邦彦在师师家,闻道君至,匿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颗,云是江南初进,遂与谐谑。邦彦悉闻之,檃栝成《少年游》,因师师歌以直对,道君大怒,因加迁谪,押出国门。
越日复幸,闻歌其《兰陵王》留别词,乃大喜,复召邦彦为大晟乐正。凡此皆小说家附会,或出好事忌名,故作讪笑,等诸无稽。倘史传所谓邦彦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者,此欤?苕溪渔隐谓小词纪事,率多舛误,岂复可信。洵知言也。
陈思《清真居士年谱》,既采郑氏《录要》,又以清真仕历考之,谓一切附会,皆因以李邦彦为周邦彦之故。别是一解,文长不录。
案此词故事,《雅谈》谓在清真为太学生时;《续闻》所谓“美成至汴京”,意谓初至汴京,亦即为太学生时也。
南宋人郭彖《睽车志》卷一有林灵素对道君李师师乃狐狸事。案此志怪之书,《四库提要》谓是洪迈《夷坚志》之先导。
《雅谈》又称“宣和中”,虽与为太学生时相去甚久,想因传闻不同,强为牵合耳。《贵耳》不言时,然俱谓此词为徽宗、师师作,则亦不外为太学生时或宣和中。今以清真行谊考之,均绝不能与赵、李相遇于汴京也。据《遗事》,清真以元丰二年至六年为太学生,而徽宗生于元丰五年,若清真为太学生时与师师游,则徽宗尚未出生,或犹在襁褓,安能幸李师师家?至于宣和,则清真以重和元年知真定府,宣和元年徙知顺昌府,宣和二年徙知处州,旋罢官奉祠,客居睦州,值方腊事起,还杭州,又居扬州;宣和三年春,赴提举南京鸿庆宫,旋卒。是则宣和之世,清真不惟年已六十馀,必无冶游艳事,又未曾一日在师京,安能与道君俱过李家耶?晚宋小说家言,去周世代已远,用资谈柄,本无足怪,而遗误滋甚矣,遂致清许昂霄《词综偶评》之类,所言不异痴人说梦,则又《贵耳》诸书之过也。毛先舒谓是“似饮妓馆之作”,斯为得实。
又案北宋人词中具师师之名者,有张先《师师令》及《熙州慢》“送陈述古”词,晏幾道《生查子》二首,秦观《一丛花》,而清真无之。子野词作于熙宁七年(据夏承焘先生《张子野年谱》),其时师师方在童年而以歌著矣,故有“学妆皆道称时宜”,“蜀彩衣长胜未起”之句。子野有《醉垂鞭》词,题云:“赠琵琶娘,年十二”,其《师师令》亦此类,皆是童妓也。小山、少游赠词当作于元丰中,其时师师甫过二十。清真倘与交游,亦当在元丰数年之间。大抵其人自熙宁末年即以声歌著名汴都,历元祐、绍圣、崇宁、大观、政和、宣和而不衰,考之《墨庄漫录》、《宋诗钞·具茨集钞》注所言晁冲之与师师交游事,《东京梦华录》所载崇宁、大观以来京师瓦肆人物,《三朝北盟会编》所载师师被抄家事,盖可见矣。比及宣和,师师已老,故南渡之初,刘子翚《汴京纪事》有云:“辇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缕衣檀板无颜色,一曲当时动帝王。”靖康之难上距宣和不过数年,而师师已“垂老”,盖自熙宁末成名,至是年逾六十矣。道君果赏师师,当是征歌而非选色也。论者以其荒淫,意师师必方盛年,而后狎之;若是元丰时李师师,至宣和已伤老丑矣,宁复相狎?因疑李师师有二,其实非也。盖数百年来,无稽之谈人皆信以为真,非有元丰李师师及宣和李师师,则无以为《贵耳》圆谎也。(罗忼烈《清真集笺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