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已故作家陈忠实?

只看过白鹿原的一部分,还记得曾经的自己一边谦卑的搜寻性爱的极致描写,一边战栗于其对人性的刻画。还望众知乎前辈详细介绍一下,以尽我这业余读书人对这位作家的好奇与敬佩。艾特不到的多多谅解,但凡见解,多多益善。@唐缺@豆子@张佳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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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说,陈忠实《白鹿原》受《百年孤独》影响太大。

我在大学时候,陕师大组织一次讲座,陈忠实谈了陕西作家的写作传承关系。现在有一点,很少有人说,就是《白鹿原》大概在83到84年已经写成第一稿,恰好陈偶然参加一次会议闲聊得知《百年孤独》即将出版,出版后就送了陈一本。用陈的话说,看了这书是大吃一惊,巅峰了所有的写作认知,然后是白鹿原花了几年时间重写,才有90年代的版本。

又不得不说,陈的白鹿原,受拉美影响并不大。

他写长篇的念头早已有之,素材基本整理完毕,这些关中大地的故事和细节是原生态有直接冲击力的。拉美的风格灵动多变,善于幻想隐喻,其历史动荡不安,本土文化被外来文化横刀斩断,因而影响拉美作家的文化形态根本上是无根,是开放性的混杂、冲突和荒诞。白鹿原表现的却是中国传统文化长久的厚重,即使关中大地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巨变,其民族向心力、传统延续力依然是儒家那一套,因而《白鹿原》其内核是中国化的,是封闭式的融合与延续。当然,这里也有陈忠实向《静静的顿河》的借鉴之功。

正因其中国内核,成为其在当时超越格非、余华、苏童、莫言等人的最卓越处。这是与柳青、路遥在内在精神上非常一致的。

而陈还有一点伟大之处,在于他没有形成固定的语言风格。有语言风格之人,文字下笔会顺畅圆熟,相对省力,对比同期贾平凹即可知。对陈而言,他是一字一句改出来的,写作难度过大,一字一句耗血耗心,这可能也是白鹿原之后陈再不写长篇的原因。

顺便说说,陕西三大家,早期路遥、陈忠实皆是传承柳青,贾平凹独辟蹊径传承了孙犁。以对80年代西方风格的借鉴而言,花开三朵,陈忠实惟中。但路遥、贾平凹皆注重写当下,陈忠实写过去比较成功,路遥与贾平凹面对的写作难度又高于陈忠实。

路遥一生也没有走出柳青的创作范式,不是他不能,而是他心里根本看不上80年代文坛褒赞西方那一套。平凡的世界内核极好,素材极好,用传统现实主义去表现,回头看也很成功,毕竟符合大众读者的阅读习惯,对改开后中国农村年轻一代的记录也是史诗性的。只是文字上、布局上略有欠缺,这固然是路遥功力仍未炉火纯青,对欧美好的经验缺乏借鉴,也和他病重无法修改有关系。

贾平凹是天赋最好的,有极强的模仿创新能力,而且他借鉴的往往是内核不是技巧,他在技巧上基本能举一反三浑然天成,三人中唯一形成独有语言风格的就是他。因其聪慧多变,有人觉得贾平凹是传统传承,有人觉得是西方传承。以废都看,他的用语文字是对传统小说的继续和创新,他的内核却是西方的荒诞和离奇,在当时写城市的作品中非常成功,甚至是超前的,十年后余华才写出兄弟,格非才拿出春尽江南,莫言才有四十一炮之类。但比起路遥,他又总是不完全相信个人奋斗,精神方面的力量也欠缺,其后土门、白夜、高老庄莫不如此,甚至在怀念狼中寄托于狼性文化。也有很多人怀念他早期模仿孙犁沈从文的一批作品。到秦腔时期,贾平凹方才大成,语句简练雄浑,内核是纯中国的,但从城市退回到乡村,题材上退步了。其后,古炉更是青出于蓝,炉火纯青。贾平凹意识之锋锐,技巧之纯熟,探索形式之多样,在中国作家中独一无二。平心而论,他有曹雪芹的才华,目前仍欠一本红楼梦那样垫枕头的书。

陈忠实是幸运的。他的积累足够了,时机也刚好到了,于是才能拿出白鹿原。80年代的某个夏天,湖南作协组织作家到陕西交流,陕西作协接到通知后大为恐慌,因为那几天正是麦熟时节,作家们都回自家地里收麦去了。陕西作家很多人都有非常多的拖累,邹志安等人都是英年早逝,陈忠实能有一个安静的创作环境,能写出一本白鹿原,足矣。

谢邀。


陈忠实先生过世了。

敬哀。



我只读过《白鹿原》,也只好从这里说。
真是好小说。极好的小说。有的小说,我们夸情节;有的,我们夸语言;有的,夸结构。

《白鹿原》是那种,“好,好,真是好!”

就是这种好法。是那种,该出于诺奖作者笔下的小说。

结实。耐读。妖艳。三者俱全。

许多小说家,小说很结实,但不够灵,不耐读,不好看,闷。
许多小说家,小说很耐读,也秀雅,但不算结实,很浮,而且真写过东西的人一看就看得出来:很取巧。
妖艳则是个灵气活儿。天分了。

陈忠实先生这本小说,是真的,结实,耐读,艳。
写土地,写农家生活,写白嘉轩和鹿三的那些对话,写老太太对白孝文的干预,写麦客,写庄稼,写水田旱田的区别,写草料与粮食,有细节,很扎实,情节不浮。
各色民间故事范儿,比如朱先生,比如开场的白老汉起死回生记,语言有味道,很耐读。
艳就不说了。摇曳生姿。

我尤其爱读前半部分。后面的情节据说改过,有些缭乱;但前半部分,沉稳不动声色的好。

20世纪,有三位前辈写的小说,如此活灵活现,以至于我读着对话,耳边就能响起方言对白,丝毫不突兀:
张爱玲写上海老阿姨时。老舍先生写北京时。以及《白鹿原》。
我第一次读下面这句话,简直就像有人在我耳朵边用陕西话念似的:
“你悦意了顶好;不悦意也没啥,咱们过去怎样,日后还是怎样。你今黑间思谋思谋,明儿个给我见个回话”


说点别的。
《白鹿原》的对白,很乡土。但旁白陈述,很潮,很妖。西式长句。
“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个著名的开头。包括田小娥死后附体之类的剧情。很拉美范儿。
但中西结合得,很好。
——在处理翻译腔问题上,早期苏童先生和早期余华先生就稍微有点显。陈忠实先生和莫言先生就属于处理得挺妥当那种。

每个文学青年都有过那么一段时光:乍读到某个西方大师,被某种句式震惊,于是稀里哗啦,写一大堆致敬的小说,仿着句式来,然后眼高于顶,瞧不起周遭的本国作家,觉得都是土老帽。
至少十年前我在上海时,跟周围一群朋友,是有些这样的。

所以我读了陈忠实先生,很震惊。
我是先读过鲁尔福、马尔克斯、富恩特斯、卡彭铁尔、略萨们的东西后,才去读《白鹿原》的。当时的感觉是:
我们还在这里鼓捣翻译腔自鸣得意,人家早就把中西结合做得这么好,把先进的西方文学技法融入黄土高原大地了,还不露棱角。

真正接地气,又有华彩技巧的,好小说。

顶天立地,气韵浑然。



除了佩服,还有一点,感动。

我遇到过一位朋友的长辈。老人家是20世纪40年代生人。我是2004年见他的。聊起来,老人家对略萨、托马斯-曼、博尔赫斯们了如指掌。我一看,他收了许多20世纪80年代甚至更早的译作。


如今我们有互联网,搜索方便,出版丰沛,各类大师的译本信手拈来。

那时则一切都不容易,我记得直到2004年左右,我们要读到马尔克斯、纳博科夫们的若干篇目,还得自己找冷僻的集子、翻杂志、靠手打到网上来。更早的一辈,更难。我一直想象,陈忠实先生与他们那一代的人,当年在田埂上村子里,手捧着得来不易的西方大师著作,读,然后,一抬头,看见原野辽阔,于是决定写自己的史诗。于是回到屋子里,执笔对着稿纸写。

那种沉默又持久、丰沛又深邃的热忱,想一想,都让我脊背发凉。


《白鹿原》是上世纪90年代初发表的。那是个还有人对文学两个字充满热忱,结结实实写长东西的时代。是还有许多青年,在信息闭塞的情况下,找好书读,伏案写,投稿给文学杂志,期盼着被认可的时代。
那个时代,“文学青年”四个字,还不是拿来嘲笑人的。


不能算是最好的时代,因为也有许多其他不如意,但那样走过来的好作家和好书,我想着,总是很感动。
佩服的是作品,感动的是态度。

真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