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后殖民主义?

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有很多让我不太理解的特点,它似乎没有一个理论框架(也可能是因为我不够了解,请大神指教)其发展史我也没能抓住脉络。 希望能和大神们探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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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理论学理上主要承续自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在对于文化等级主义和大众文化两个命题而言,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论”和后代主义文化批判是最常用的。而事实上,后殖民主义就是后现代论述在美国本土化之后,从北美兴起,后来在欧洲获得联动的理论体系,其方法论是建立在福柯的权力-话语体系之后,并受到德里达解构主义影响,开始放弃追溯既定,先验的概念图式,而去追溯既定的话语体系,并寻求主体的定位。故而在其历史观上,也秉承着反对文本主义,追寻叙事主义的历史学研究,而叙事主义是70年代后现代女权主义开始广泛采用的文本批判体系,其重点在于叙事主体本身依赖的话语结构会使得历史叙事和编排本身的不中立性,也就是说历史文本本身是可以埋没女性主体性的叙事话语之产物,而后殖民主义也采用了这套元历史学。而这套理论专注的就是“欧洲殖民体系遗留的历史叙事,在话语空间中所造成的文化现象”。

而这套理论的核心命题,就是探讨“文化身份观”的问题。这某种意义上是社会哲学中“身份政治”命题的一个延续,具体可以看我这个答案为什么有些人不喜欢出身底层的人? - acel rovsion 的回答 。而由于文化批判理论的特殊性,这套理论从萨伊德开始认为福柯以及整个后结构主义学派并没有阐述清楚,话语秩序在实践中形成的权力空间,以及权力本身作为话语生成体的循环体系,是怎样具体作用在文化秩序网中(比如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主义论”),故而萨伊德提出了“东方主义”的概念,比如西方学界将东方常年看做看成一种想象式的地理概念(imaginative-geography),也就是说,在西方中心话语的叙事体系下,“东方”成了一种现有象征秩序下的意符,其所指的只是西方人视角下的一种单一叙事而已,其原因是整个文化话语体系中,“东方”的主体性缺失并被话语秩序的叙事所建构。

而到了霍米巴巴,其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混杂矛盾,这个矛盾本身是叙事主体和叙事指代本身互相产生叙事冲突所形成的状态,也就是说,霍米巴巴追溯的话语体系是即成的西方中心话语为叙事主体下,东方主体与现权力空间相互交缠的叙事状态,这个叙事同时使得弱势的东方被另一方叙事所主导,而西方话语本身也受到东方话语的叙事反馈,将此作为研究的话语空间。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文化身份”命题,简而言之,在社会建构论以前的身份研究,往往认为“自我”(ego)是一个稳定,而且完全可以自主的存在,他可以独立于外界的叙事体系,体现为古典式的主体(Subject),但是社会建构论之后,这种笛卡尔式的身份观慢慢被建构论所取代,PaulRicoeur将认同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是固定认同,是自我在某一特定的传统与地理环境下,被赋予认定之身份,是一种固定不变的身份和属性。另一种是叙述认同,则是通过文化建构、叙事和时间的积累而形成的认同,它必须经常通过主体的叙述再现自我,处于不断流动的建构与调解过程中。那么在整个社会叙事中,你的固定身份(我一般称作先天性身份),有你所承载的先天符号在社会叙事中意义变迁相关。而后者直接性由话语空间中某个既定的主体,在第三方叙事下建构自我,这个既定主体可能是某种公共话语体系(比如我朝喜欢干的,动则诉诸“三观检测”),来通过价值判断完成身份阐述,也可能是某种既存的权力关系,当然这种权力关系是话语秩序在实践层面所产生的叙述策略,这就是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也就是我在为什么有些人不喜欢出身底层的人? - acel rovsion 的回答 里面反复提到的这个概念。。身份政治本身导致的权力生位差异,其原动力是“身份焦虑”,就是所谓的结构性歧视。。

而后殖民主义最主要的文化批判命题就是我提到的“文化身份问题”,并且通过文化身份命题的探讨,衍生到国际关系中的文化权力体系,以及追溯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层面上对于现有秩序建构方式的阐述。。

这就是后殖民主义的主要理论建构,实际上它学理上是后现代文化批判理论体系的一部分。。

既然发展会带来那么多问题,为什么我们还在追求发展?那为什么都知道汽车会污染还会想买一辆车呢?为什么作为一个长期处在后发展社会的美国反倒也搞起“工业化了”?我们一方面努力促进发展,另一方面又在接受批判发展的话语。同时接受两种冲突的话语不仅对于年轻的学生,即使对于我们这样年长者消化起来也是很有挑战的,我自己也经常自我纠结和困惑。 这一问题对于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学生和学者来说好像相对容易一些,因为他们的“心智和天理”相对一致一些,在他们的生活中,发展(如贫困)似乎已经不是他们的问题了,是“他者”的问题。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就不大一样了。我们大对数人的生活世界是发展世界,一方面,我们原初的梦想是如何提高物质生活的水平,如何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像城市那样;另一方面,我们又在 “发展是一个问题”的话语殖民下接受了实现这个梦想会造成很多问题说法,这就自然产生了指导自身生活逻辑的知识和所获取的外部的知识之间的冲突,一个人在接受某种价值的同时又接受否定这个价值的话语的状况造成了我们今天社会日常生活极大的逻辑悖论。

事实上,这一悖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我们对于自身发展过程的理论误解和反发展知识的“不在场性(non-situatedness)” 两个方面。 首先,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毫无疑问深刻地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的变迁,但是,学界基本认可中国的变迁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角度看具有很大的独立性的观点。孔德继先生在他的“泛滥的返乡体折射知识分子阶层失衡”一文中提到的道光十五年(1835)的“空心村”现象就暗示了“留守问题”并非一定如同主流批判发展的学者们认为的那样:外来发展主义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了“留守人口问题”。实际上,城乡流动具有很强历史“在场性“,我们不能在理论上将我们在物质生活上的改善完全归咎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的影响。 也就是说,我们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受到了外部影响, 但却是具有”在场性的“机制的自主性变迁的过程。所以只按照”不在场“的知识体系理解我们的变迁就有可能忽视我们自身具有的追求物质生活改善的内在动力,导致对于内在“发展”的理论误读“。另一方面,对于批判发展的知识体系属于后殖民主义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是对于发生在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反思,属于西方的”在场性“知识体系。当非西方世界还远远没有达到西方世界的物质文明的程度的时候,基于后殖民主义知识体系的批判发展的话语开始被反复构建形成了很大程度的“发展是问题的政治正确”的后发展意识形态,原本产生于发达世界中从文化、语言和历史视角的对于他们自身追求理性的批判的后殖民主义知识逐渐延伸到发展中国家追求自身发展的过程,并对这一发展过程形成巨大的解构作用,逐渐演化成为了全球性的知识霸权,反发展话语如同发展霸权一样产生了全球性的话语殖民。后殖民主义知识体系作为西方后现代思潮的理论基础一方面维系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全球统治地位,同时极大地压缩了发展知识在发展中国家的试错性实践空间。正如马科埃娃所指出的那样,后殖民主义知识体系对于发展的批判事实上忽视了人类改善物质生活的现实需要,这样的知识体系对于现实生活的呈现过于抽象并且用处甚微。实际上,基于后殖民主义知识体系所提出的问题虽然是严肃,但正如斯威斯特所指出的那样,发展知识和后殖民主义知识体系像两个相互不相干的巨大的孤岛,彼此忽视了对方的价值。 这都给那些在知识生产方面处于劣势,但希望追求物质改善的发展中国家的精神意识形态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不仅如此,西方民粹主义的兴起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也在挑战后殖民主义的知识体系。很显然,随着现代发展知识更多地吸取后殖民主义知识的精华,以及西方后发展思潮对于西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和发展中国家新发展实践的出现,曾经作为不可动摇的政治正确的后殖民主义知识体系正在面临巨大理论合法性的危机。

发展知识与后殖民体系

那么,发展知识和后殖民主义知识体系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这里我借用马克埃娃的框架对发展知识和后殖民主义知识体系做一个比较。马科埃娃从五个方面对于发展研究和后殖民主义研究进行了比较。从她的比较可以看出,发展知识体系和后殖民主义知识体系在多个方面存在差异。从本质上,发展知识被认为是西方发展模式在非西方的扩张,因而属于“殖民主义”的知识体系,而后殖民主义知识体系则是反对这一扩张的,所以属于反殖民主义的知识体系,两者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本质上的对立和冲突。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两种知识体系长期以来无法展开对话的根本原因。应该说后殖民主义知识体系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共识性政治”的破产,在全球赢得了巨大的市场,后殖民主义知识话语也从80年代开始迅速由文学和艺术领域的潮流迅速融入发展领域,呈现出明显的知识霸权。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说的发展并不包括非西方世界自身追求物质变化的过程,所以,不论这里指的发展和反发展都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的产物。

一般认为后殖民主义知识体系主要来源于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和文化领域的历史批判研究,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后结构主义文化和语言学分析,主要的代表人是萨伊德(Edward Said),芭芭(Homi Bhabha)和斯皮娃克(Gayatri Spivak)。萨伊德的《东方主义》被认为是后殖民主义知识体系的奠基之作。他认为西方的”东方主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东方“(他主要指中东),而是西方对于”东方“的自我呈现。斯皮娃科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解构主义的文化分析也是后殖民主义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她阶级和性别纳入文化分析,提出的主流文化话语对于底层和妇女的排斥。实际上,后殖民主义知识体系的形成却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政治背景。首先是 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和政治思潮。19世纪90年代的泛非主义思潮伴随着威廉姆斯在1897年发起的非洲协会(其后成为了泛非主义协会)的成立和美国黑人鲍伊斯于1909年在北美发起的有色人种进步全国协会的成立到达高峰。泛非主义的主张直接推动了非洲的去殖民化运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美国哈勒姆复兴运动(伴随着美国黑人中产阶级的成长而兴起的有别于模仿欧洲的,源自非洲的文学,艺术,音乐和戏曲思潮)以及其后的黑人政治运动;20世纪中叶反对殖民主义的文学(以尼日利亚著名作家的反殖民主义作品为代表);法农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心理学理论;北美的争取自由的斗争。第二个方面是妇女与反殖民主义以及西方女权主义思潮。

除上述之外后殖民主义的知识体系还与上个世纪80年代 ”底层研究 (Subaltern Studies Group (SSG))研究思潮有很大关系。这个思潮的研究主要受到了斯托克斯(Eric Thomas Stokes)和古哈(Ranajit Guha)的学术影响。斯托克斯是英国剑桥大学历史教授,著名的南亚历史学家。他的主要学术成果是关于殖民地印度农村和农民起义的研究。古哈是著名的南亚历史学家,曾在英国苏塞克大学任教。他的《殖民地农民暴动的基本问题》一书是后殖民主义研究的经典之作。他们两个人的研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的影响,但他们摒弃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半封建的印度在英国殖民后再获得民族独立的理论,同时也摒弃了印度通过精英的觉悟取得独立的观点,他们的研究重点放在了底层社会。他们认为正是印度的底层社会运动,而不仅仅是那些看得见的游行示威导致了印度社会的变迁。他们两个从这个视角出发重新改写了传统上从殖民主义视角出发所形成的殖民-去殖民的南亚历史叙事,奠定了反对主流历史解释的后殖民主义知识体系的理论框架。他们同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社会运动的话语和修辞表达方面,力图从社会运动的话语的表达上解构殖民话语体系,这为其后的后殖民主义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和方法。以他们两个人为代表的研究主要的价值在于挑战欧洲帝国所形成的关于殖民地的知识体系。他们的观点重点揭示了知识体系的“在场性 situatedness”。虽然,很多的人文,历史和文化的研究都不同程度上涉及到了“在场性”的知识生产问题,但是归结起来说,后殖民主义的知识体系主要的贡献在于挑战了来自西方和西方精英的文化霸权,强调底层和边缘群体在历史上的作用,他们的主张是反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知识体系的主要贡献是对自启蒙主义以来形成的以西方为主体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深刻反思。这一知识体系从意识形态上否定了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霸权,并且通过对社会运动的影响从而重构了全球的权力格局。

正在成为负担的后殖民体系

很显然,后殖民主义知识体系极大地挑战了从启蒙主义到殖民主义过程中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引发了全球性的多元文化的价值取向,从政治和文化层面支撑了当今世界的多元格局,并为多元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然而,就如同发展知识的霸权性影响一样,后殖民主义知识体系仍然属于西方的”在场性“知识体系,无论是后殖民主义那个理论流派都是在西方语境下反思殖民主义和西方的文化霸权,都是在西方语境下通过反对建构而形成新的建构。因此,后殖民主义知识体系没有能做到如其理论倡导的那样让非西方不同类型的发展道路自主发展,反倒在西方与非西方不对等的知识权力格局下又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某种类似的知识霸权。这一新的霸权主要通过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获得了其政治正确的合法性地位,并通过发展=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扩张的逻辑路径将其主张与发展中国家追求物质改善的行为相联系,这不仅影响了自80年代以来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同时影响了今天发达国家出现的危机。马科埃娃2009年出版的《后殖民主义和发展》一书虽然认识到了后殖民主义知识体系的局限性,但是她依然没有认识到该知识体系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我们解决现实问题的负担。

首先,从政治角度讲,对于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彻底解构的积极意义一方面使得西方普世发展主义的政治共识的以破产,但同时历史和文化反思的理论丰裕与“底层”物质贫瘠的现实之间的张力造成了极大的”新方案“的真空。一方面,底层国家和群体在后殖民主义的解构话语中很难从西方发展中获取积极的营养,在不平等的经济结构中又很难有效启动自身的发展进程,只能在平等权益政治正确的空头激励下展开不同层面的政治运动,而大多数的政治运动都最终流于形式,导致了全球范围的民粹主义思潮,这样的思潮的很多类型反过来又被西方定义为”恐怖主义“。反种族主义的主张长期以来并未解决不同民族平等发展的问题,在西方成为价值的政治正确又造成了西方处理移民和难民问题的尴尬,后殖民主义知识体系营造的政治伦理呈现虚无化和虚伪化。

其次,正如马科埃娃所指出的那样,后殖民主义知识体系最大的挑战在于其强大的话语如何与日常的物质层面的生活相联系。当对于西方的文化批判转入对发展的批判以后,发展成了西方霸权的延伸物(如发展解构主义者埃斯考巴的观点),乡村向城市的转型,城市化以及经济的发展在后殖民主义知识体系的外延性影响下被原罪化,环境和社会分化问题被过度构建成为与发展对立的主题。而实际上,对于那些批判发展原罪的理论家和社会倡导者们而言,批判除了话语层面和众多的乌托邦以及回归原始的主张外,并无实质的顺应底层物质改善诉求的积极方案。如夸森所说的那样, 后殖民主义社会活动家们在他们所处的真实世界和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远距离的想象,文本和话语的分析之间制造了张力。就连著名的批判发展的人类学家弗格森也指出了后殖民主义的伦理和现实政治之间矛盾。实际上,后殖民主义学家们的伦理悖论在于他们原意在于通过否定西方的范式来为他者代言正义,但是他们的主张反倒对他者追求自身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最后,后殖民主义充分表达了边缘和底层群体的文化,认同,知识和世界观的认识论。这一认识论来源于传统的 南-北,发达-不发达,底层-精英,殖民者-被殖民者等概念。过去数十年中,这些概念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颠覆。传统的中心-边缘结构已不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底层-精英也处于剧烈变动的状态。新的世界主义观正在新的全球化中孕育,曾经支配全球意识形态的后殖民主义思潮也处于挑战之中。正如很多后殖民主义的学者开始倡导的那样,后殖民主义需要与发展主义联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