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教科书总是说鸦片战争是英国人蓄谋已久入侵我华夏民族的野心的表现,然而根据当年英国议会对是否与华开战的投票来看鸦片战争真不见得是必然的,不知各位谁对近代史有研究。顺便,我很反感那些想当然的回答。
东印度公司向中国以走私的形式输出鸦片的行为是肮脏可耻的。——我想英国人也要认同这句话,英国人的诉求却未必是完全不合理的。

英国人在广州和清国人做生意,主要是拿白银来换取中国的茶叶,英国人需要中国的茶叶,但清国人并不是特别需要那些外来的白银。

因此清国人把允许外国人参与贸易,当作一种送给英国人的特权,让你在我这里做买卖,算很给你面子了,所以他把这种特权严格地限制在一定人群和一定地域内,并且制定了很多涉嫌人身侮辱的规定,比如只允许限定的地盘,只允许和限定的人接触,不许女的进来,不许学中文,不许坐轿子

文明的冲突产生了,英国人觉得生意双方都是平等的,但为了图利,英国商人还是选择了接受,但不免有自己觉得特别别扭的时候,尤其是双方法律体系差异是在太大,在涉及一些案件处理的时候,双方明显都感觉比较窝火,比如一次一个英国人杀了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去拿人,结果发现人跑了,于是把商管的老板给拿了,你不交出英国人,我就办你老板,一抓好几个月,英国商人的普遍感觉是另外一个英国人犯罪了,你抓我算怎么回事儿?

本身英国处在上升期,信心很足,这些英国人就觉得跟你们这些低层的腐败官员根本没得谈,应该让国家来和你们国家谈。

谈的目标是:那些歧视性甚至涉嫌侮辱性的条款能不能取消,能否除了广州外,其他地方让我们也能做买卖,既然俄罗斯都能在北京开个商铺买卖东西,我们是不是也能在北京开个贸易行。

就这点诉求,哪点不合理?放在现在根本就不是个事儿,但就是死活达不成,英国人1787年派了个使臣从去北京,结果路上病死了,欧洲乱局初定后的1793年,马戈尔尼作为大英全权大使出使中国碰了一鼻子灰,到几十年后,差不多还是这点需求,后来的几次出访,都卡再跪不跪这个技术性问题上,包括当时的法国的拿破仑都说,想不明白英国人较这个真什么意思,你去人家那里按人家规矩来,有错么,当他们来的时候也跪不就行了。

中国一直是禁绝鸦片的,而拥有鸦片垄断贸易权的东印度公司也是不允许向中国出口,但经济规律就是越是禁利润就越高,于是东印度公司私下找了一些中间商,开始走私,数量越来越大,造成两个后果,一个是大清朝方面,白银流失,百姓身体垮掉,道光皇帝与朝臣渐不能忍,另一方面其他英国商人看着也眼馋,到了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鸦片的垄断权被取消了。

有朝臣建议皇帝堵不如疏,完全走私的话,白银白白流失,如果合法化,税银还是能收不少钱的。皇帝一想也对,但也没下决定,风声传到广州,商人们狂进货准备大干一场,结果皇帝在林则徐等人的强烈劝说下态度变了,决意清除鸦片,商人们进的货又狂贬值

林则徐在广州一路扫毒,高奏凯歌,但是清政府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之前是在和东印度公司打交道,1834年东印度公司垄断权结束后,他们是在和英国政府派来的商务监督打交道了,是两国关系了,这些人是有国家机器动员能力的,林则徐一些操作手段,对英国商人尚可人手,但英国官员是不能忍的。

当英国人派出军舰后,道光帝又怂了。。。。

简短地说:
英国的要求不过分,而且有先例,俄罗斯和中国就是相对平等的邦交关系,双方互派使臣,俄罗斯使臣来北京见康熙得跪,中国使臣去莫斯科见彼得大帝也跪,而且允许俄罗斯人在北京开商铺卖东西,英国人最早要的,无非是和俄罗斯差不多的待遇。

如果军舰到天津的时候,当政的不是道光,而是他的先祖——好战的康熙,两强相遇,说不定一战就打出友谊来了,别忘了康熙打蒙古、乾隆打西域新疆,辟土开疆可都是一把好手,真开打,英国人能占到便宜?

一个上升期的英国,遇上了一个没落期的道光皇帝……英国人也遇见怂人压不住火啊

鸦片战争的发生不是必然的,两个文明相遇的时间点不对,都在上升期的话就打成友好邻邦了。

但对于既定的双方,英国人已经忍了好几十年,只要他们的通商需求一直不满足,他们就会一直努力,同时随着国力的增长,忍耐度会越来越低,直至最后来一仗,无论由头是不是鸦片这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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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流旅者将要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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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的爆发不是必然的,但其结果,近代中国沦为其他国家的度假村和提款机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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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知乎用户、陈龙 等人赞同
您好:
最近在微博上经常看到关于鸦片战争、马嘎尔尼一系列问题的帖子。“提问”和试图“解答”的人大多都对国内当前的历史叙述表示不满,但他们的观点倾向和思考出发点却与这种叙述别无二致。常常是慷慨激昂的对传统观点进行一次““改写”(reproduce)。
我是学习中国古代史的,对近现代的历史只是略知皮毛。关于鸦片战争的原始材料涉及不多。不过据我所知,一些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过相当出色的研究。美国学者何伟亚的《怀柔远人》和《英国的课业》是了解这段历史的必读书。前一本对马嘎尔尼访华的礼仪冲突进行了细致分析,何氏不认为是清帝的傲慢与固步自封造成了此次谈判的破裂。他将这一事件作为“文化接触”进行研究,认为“礼仪之争”的背后是两国政治诉求的博弈。而当代西方将此次冲突归咎于“东方专制者的傲慢”是一种“倒放历史”的叙述建构,是基于1840年以后的历史印象而非1793年的历史现实。(关于西方对中国观感,史景迁的新书《大汗之国》也做了很深刻的探讨)
如果我们接受这一观点,至少要反思我们问题的一些潜在预设。所谓封闭、落后的东方。所谓封建专制的旧体制无法适应资本主义的“历史潮流”。(以上任何一个名词都是当前近现代学界极为反感的概念,我们将其统称为“殖民主义话语”。关于这种话语是如何建立的,《英国的课业》一书有精彩的分析)需要强调的是,明清时期的南中国海在商贸方面并不是一个沉寂的海域。如果对“朝贡贸易体系”有所了解的话,就应该知道在十八世纪,英国所面对的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社会,而是一个覆盖整个东亚地区影响全世界的海洋贸易体系。我们讨论鸦片战争也应该基于这样一个历史背景。
另外,吐糟一下lz问题中的“必然性”。“必然”的前提是指历史只有一种发展的可能性,就像时间的单项流动一样。(2011、2012、2013)前面提到的“倒放历史”,就是说以当前历史发展的轨迹作为历史的唯一可能性。“历史潮流”也就是历史向现在不断逼近的趋势。已经发生的历史当然是具有必然性的,基于现实我们也不能在“假如当初”的路上走的太远,但这却不能否认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多种可能性。具体到这个问题,只有认为现代化是必然的趋势,产生于西欧的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是必然的,才能讨论鸦片战争这一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开始事件是否具有必然性的问题。 显示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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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编辑于 2013-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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